上海既是“码头”又是“源头”
本文来源于《解放日报》。该文是《解放日报》的《读书周刊》栏目记者对十二届市政协学习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福卡智库高级顾问柴俊勇的一个专访。
以下为文章正文。
历史建筑、历史街区的故事如何讲活讲好？从吴淞江到黄浦江，海派文化是怎样翻开新页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海派文化地图”丛书编撰组成员，搜寻文献资料，遍访申城角落，“淘”出了一个个鲜活的“上海故事”。
继浦东卷、徐汇卷、杨浦卷、金山卷、青浦卷、崇明卷、静安卷、黄浦卷后，宝山卷即将正式出版。日前，丛书总编、十二届市政协学习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柴俊勇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洋气”和“霸气”在最好的时光里牵手
绘制好海派文化的地理版图，可以为海派文化研究传播提供“源头活水”，也可让市民、游客更好地领略海派风华
海派文化散落在城市的每一个街角、每一个群体之中，如同活生生的清明上河图，构成了这座城市万花筒般的美丽
读书周刊：从名字来看，“海派文化地图”像是一套旅游指南？
柴俊勇：这套丛书既是一份简绘版地图，又是一部读懂上海的说明书。跟随不同作者，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名人故居、城厢楼阁、丽人倩影、绅士品格。
海派文化内涵丰富、作用领域广泛，对于推动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意义重大。
上海境内的每个区保留了不少原汁原味的历史遗存，并在积累、沉淀和兴起新思潮、新创造、新成就。
绘制好海派文化的地理版图，可以为海派文化研究传播提供“源头活水”，也可让市民、游客更好地领略海派风华。
读书周刊：书中介绍了董大酉和“大上海计划”、“罗密欧阳台”，还特意向“上海之根”、“上海之源”等致敬。请问，有什么讲究吗？
柴俊勇：为了帮助读者阅读建筑、漫步街区，我们与各区政协及宣传、文化、档案等部门的同志及专家学者，共同商议调整每卷书的编撰提纲、选题内容。可以说，每一个故事都是精心推敲的。
例如，静安和闸北，一个诞生近800年，一个不足400年；一个得名于寺庙，一个源自水闸。
如果说静安曾经是所谓“西方冒险家的乐园”，那么闸北便是“华界工厂发源之大本营”。
同时，静安和闸北都是革命斗争的活跃区域：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在静安，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馆在闸北；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章太炎在静安成婚并在此组织革命，闸北商团打响上海光复第一枪……
新中国成立后，一个行得稳，一个追得猛。有人据此得出结论：一个“高大洋气”，一个“霸气侧漏”。
可是，“洋气”的静安和“霸气”的闸北，终于在最好的时光里牵起了手。这些历史变迁，都值得细细品味。
读书周刊：先行出版的8本书，分别聚焦浦东、徐汇、杨浦、金山、青浦、崇明等区。请问，它们有着怎样的“异彩”？
柴俊勇：不论是《都市传奇》、《海上文脉》、《沪东风云》、《山海雅韵》，还是《崧泽之光》、《东海瀛洲》、《上海蓝调》、《申江往事》，每一本书都可以成为一部纪录片、一个微电影。
在《申江往事》中，我们喊出的口号是：了解黄浦的过去，才能知晓上海是怎么回事。老黄浦、老卢湾、老南市的文化，融合成了最具海派韵味的文化。
在《沪东风云》中，浓墨重彩地介绍“一种截然不同的海派气质”，即沪东地区百年来形成的一种刚性、激荡、独立自强的性格。这是海派文化的重要支脉和内容。
在《都市传奇》中可以看到，陆家嘴的摩天大楼，风华绝代；金融范、张江范、创业范和国际范，神采飞扬。
而要了解17世纪以来的中西文化交往过程，就得把目光投向徐汇。《海上文脉》认为，徐汇的文物和建筑就是一部近代中国的文化史。
应该说，“海派文化地图”本身就是一个创意。海派文化散落在城市的每一个街角、每一个群体之中，如同活生生的清明上河图，构成了这座城市万花筒般的美丽。
读书周刊：作为海派文化的发祥地、先进文化的策源地、文化名人的集聚地，虹口为什么没有率先登上“海派文化地图”？
柴俊勇：虹口是文化大区，是海派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如何编好虹口卷，我们正在精心策划。
上海航运、上海证券、上海邮政、上海电影、上海体育的起步，均绕不过虹口这个海派文化的发祥地。
这些历史上的繁华，如今正在虹口逐步复兴起来。相信虹口卷既会呈现海派文化的历史辉煌，也会讲述海派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新气象。
有因袭，有创获正是保持活力的关键
海派化的文化发展实践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明代徐光启就是海派文化的一个重要推手
移民所具有的异质性、匿名性、流动性与密集性，导致传统熟人社会的约束机制日益式微，个人能力的释放获得空前的自由与空间
读书周刊：有观点提出，海派文化的孕育发展，最早可追溯至明末清初，最晚则到1945年。在这个问题上，“海派文化地图”丛书有何标准？
柴俊勇：1843年，上海文化的“海派化”开始提速，并于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达到高峰。但严格来说，海派化的文化发展实践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明代徐光启就是海派文化的一个重要推手。
从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宋元时代开始，中华文明的发展重心由第一场域逐渐转向第二场域。
有学者认为，“中原文化大一统”的第一场域，以内敛自重、自我循环为特点；而“江南文化大融合”的第二场域，则以交流交融、外向拓展为特点。
进一步审视，假如说上海开埠象征在被动中拉开“海派化”的序幕，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实施，就是主动开启“海派化”创新超越的时代进程。
仅就海派文化的形成而言，需要强调两点：一是江南文化，二是移民人口。特别是，移民所具有的异质性、匿名性、流动性与密集性，导致传统熟人社会的约束机制日益式微，个人能力的释放获得空前的自由与空间。
于是，个人安身立命的资本便主要是能力而不是家世，维系人际关系的便主要是契约而不是人情；于是，好学、灵活、多变、守法、包容等，成了海派文化的重要符号。
还要看到的是，海派文化在不同时期，有因袭，有创获。不断地损益、代谢、嬗变，正是海派文化保持活力的关键所在。
读书周刊：但在一些人的印象中，海派文化常常等同于怀旧文化。
柴俊勇：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总和。显然，海派文化并非海派文艺。即便是海派文艺，与怀旧文学亦有天壤之别。
文化必须具备传承性、渗透性、共识性、延续性，海派文化更以开放包容、中西合璧、多元交融、精耕细作的特征和品格“独树一帜”。
特别是，上海在引进新思想、引导新潮流、引领现代化等方面，担当了先锋角色。上海人也曾抵制过自来水、误解过煤气灯，可一旦明白自来水较之井水、河水更卫生，煤气灯、电灯较之油灯更亮更好，就逐渐由误解而理解而羡慕而师法。
读书周刊：历史上的上海还被称为“东方的巴黎”、“西海岸的纽约”。从中，可以看到怎样的中外文化交流？海派文化是不是“唯洋是崇”？
柴俊勇：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背靠历史悠久的长江文明，前方则是浩瀚无垠的海洋文明。近代上海五方杂处、东西交融，融汇中国其他地域文化的精华，又吸纳了多国的文明、文化。所以，上海的文化革新运动随之勃发。
历史上的海派文化，尽管有鲜明的国际化色彩，但不能简单化地认定为“西化文化”。
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乡村与城市等相互联系的背景下，海派文化本质上是中国南北文化结晶与近代西方文化的化合物，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中国地域文化。
所谓“崇洋”，更应该理解为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技术。所以，一切先进城市的经验都要转化为上海的成果，都要结合中国的本土化理解。
必须指出的是，上海人来自全国各地。发生在中国各地的事，发生在世界各地与中国相关的事，在上海人看来就是自己的事。
兼之交通方便、信息灵捷、社会动员能力较强，上海人质朴的爱乡情结就因大城市的集聚效应而升华为爱国精神与天下情怀。
对标不是克隆，要建成独一无二的中心
海派文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口高度集聚、以市场为资源配置根本途径、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需要为旨趣的城市文化
由于文化的碰撞和交流，激烈的会更柔和、骄傲的会更谦逊、柔弱的会更坚强……这就是海派文化的力量
读书周刊：从“老上海”到“新上海”，海派文化又是怎样渐成潮流的？
柴俊勇：上海是新与旧、现代与传统反差极大的城市。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可以对海派文化作出自己的评价，而这正是海派文化的与众不同之处。
历史上，“海派”一词确实惹来路过者、访问者、风闻者、研究者一阵又一阵的评论，或赞叹，或羡慕，或讥讽，或兼而有之。
同时，海派文化的表现形式亦丰富多彩、琳琅满目，或为绘画、服饰，或为音乐、文学，或为饮食、建筑。但它们或多或少都有共同点，即商业性、世俗性、灵活性、世界性。
背后的一个趋势是从“闭关自守”到“开放包容”。这种心态的转变，是海派文化“正名”的关键。而从“被动挨打”到主动学习创新，做到“洋为中用”甚至服务全球，又是“老上海”与“新上海”的很大不同。
就此而言，海派文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口高度集聚、以市场为资源配置根本途径、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需要为旨趣的城市文化。
读书周刊：海派文化的演进历程，对上海打造国际文化大都市有何借鉴意义？“码头”和“源头”，该如何选择？
柴俊勇：我的理解是，“码头”强调集聚功能，“源头”注重发挥辐射作用。先进文化的策源，没有外来的文化作为参考和素材，本土文化的创新和提升就无从谈起。
近代时期，来到上海的“码头”，各国、各地的文化就有了传播和竞技的窗口。同时，由于文化的碰撞和交流，激烈的会更柔和、骄傲的会更谦逊、柔弱的会更坚强……这就是海派文化的力量。
在这样的“优胜劣汰”中，有的人会越比越没底气，有的人则会越来越有信心。有信心的人多了，城市的“源头”功能便慢慢地塑造起来。新形势下，上海如果能在成就更多人、成就更多事业上下功夫，就一定能既当“码头”更做“源头”。
读书周刊：今天，擦亮海派文化品牌，不仅是对过往的追忆和留恋，而且有对未来上海文化样态的憧憬和期望吧？
柴俊勇：是的。海派文化正面临不少新挑战，如新媒体新业态文化消费与文化原创的矛盾、文化诉求多样化与主流文化的主导化的矛盾。
弘扬海派文化，需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深度融合创新上有更大作为，在文化的要素、生态、事业、产业、人才、交流等方面体现中国气派和国际风范，并进一步提升市民的文化素养。
一段时间以来，有学者习惯于拿上海和纽约、巴黎、伦敦作分析，习惯于用文化指标进行数量多寡的比较。
但对标不是克隆，上海要建成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是独一无二的、无法取代的中心城市、中国城市。
为此，要融入江南文化精华、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红色革命文化精华、现代城市文化精华和改革开放文化精华。
此外，还有必要让长三角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成为海派文化创新发展的动力源，让升级版海派文化成为长三角城市群的闪亮名片。
书摘
中国人的“新上海”
现在杨浦区繁华的五角场一带，有很多以“国”和“政”开头的道路，如国顺路、政通路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些路名的背后，承载着旧中国未完成的民族梦。
1927年7月7日，上海特别市成立。当时，上海市区已被瓜分得七零八落，留给上海特别市政府的只有南市和闸北这两小块地方。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政府计划在市区东北，也就是现在的五角场一带，规划兴建中国人自己的“新上海”。
1929年7月，根据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上海特别市政府第123次会议通过“大上海计划”，打算把地势平坦的江湾一带，划为政治、商业、住宅三部分，规划面积达7000亩。
查阅那时的《市中心区域计划草图》《上海市中心区域道路系统说明书》，可以清晰地看到道路规划由干道系统和次要道路系统组成，干道系统呈环形放射式，次要道路系统呈现棋盘式和蜘蛛网式。
道路的命名方面也是独具匠心，其中计划有9条“上”字马路、13条“海”字马路、15条“市”字马路、12条“政”字马路、8条“府”字马路，组合起来正是“上海市政府”。
“大上海计划”中一幢幢驰名中外的建筑，几乎都由董大酉主持设计。作为中国第一代“海归”建筑师的代表，他虽深受欧美建筑学影响，但内心更希望从民族的建筑元素中找寻中国现代建筑的出路。“大上海计划”的实施，给了他施展抱负的舞台。
其中，市政府大楼，张扬华丽的檐角、明艳靓丽的琉璃、高贵的汉白玉，令人惊艳，内部又极具实用性和现代感；航空协会的“飞机楼”也富有特色，如同一架振翅欲飞的双翼飞机，直到现在仍然是人们热衷拍照的景点；还有体育场，外形庄严宏伟、典雅大方，很多细节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特色。
董大酉们的建筑强国梦，在1937年随“大上海计划”的全部停工戛然而止。不过，上海解放后，经过多次或大或小的修缮，上述标志性建筑已在整旧如旧的原则下得到妥善保护。
石库门的流年碎影
站一个制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是将空白填满的笔触。
四明邨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石库门里弄。这座旧石库门里曾住过14位名人，包括章太炎、周建人、胡蝶等；受到最多关注的，当然是徐志摩、陆小曼。
四明邨，有人写作“四明村”。“村”与“邨”可能只有老上海人能够体味其细微区别。“邨”，是“村”的异体字，读音也同于“村”，但在上海民宅史上，邨是不愿混同于村的。
1928年至1932年，四明邨先后分三批建造，总弄堂宽5到6米，支弄也有4到5米，便于汽车进出调头。弄堂内建筑属新式石库门里弄住宅，装有现代设备的卫生间。弄堂外的镂花大铁门，有印度人守门。仪容不整的人，都被拒之门外。
婚后的徐志摩和陆小曼，住在四明邨临街的一幢小楼里。两人的卧房设在二楼厢房前间，垂着深红色的厚重窗帘；三楼是徐志摩的书房，里面有厚厚的地毯、考究的椅垫，墙上钉着斑斓的蝴蝶标本，还有一幅俞珊主演的《沙乐美》的剧照。徐志摩和泰戈尔私交颇深，所以泰戈尔两次来上海都住在四明邨。
四明邨的隔壁有个小伙伴，叫模范邨。冒广生，冒辟疆（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六代侄孙，对经学、史学、诸子、诗词都有深入的研究。1931年模范邨落成时，他就住进来了。此后，他的家成了名人时常涉足的地方。20世纪30年代，徐悲鸿携夫人来拜访；1950年，陈毅市长前来看望；1955年，刘海粟来访；梅兰芳每次到上海，也总会前来做客。
四明邨还有个兄弟四明别墅，位于愚园路、镇宁路、乌鲁木齐北路之间。房屋的外立面采用清水外墙附之于混凝土水泥的立柱形式，给人多了一点厚重的感觉。大中华橡胶厂的创始人余芝卿、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黎锦晖曾居住于此。